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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化尤其是夏代前期的文化及先夏文化早已经由考古学家的努力而呈现在世人面前，只是历史家固有的传统偏见和研究方法的缺失阴碍了人们对于夏文化的认识和夏代历史的重建。

阻碍夏文化探索和夏史重建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症结，从观念上说，主要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元论或一个中心说，以及由此衍生的“夏为中国之人”的观念。

依据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观念，中华文明是由中原地区(或黄河中下游地区)一个中心向周边地区漫衍辐射开来的。这种流行了2000多年的传统观念、因20世纪中叶以来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间田野考古的全面拓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发生动摇。

现在我们知道，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7000多处文化遗址如满天星斗般地散布在中国大地上。中国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各具特色，自成体系，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经根据对各地新石器文化的层位关系和出土器物的类型学分析，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作六大考古文化区系，即以关中(陕西)、豫西，晋南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区、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或海岱)文化区、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文化区、长江下游以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文化区、从鄱阳湖到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文化区，以及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北方文化区，著名美籍华裔人类学家张光直则借用美国考古学家约瑟夫·考德威尔于60年代提出的“交互作用圈“概念， 来表征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特征， 并对中国史前文化和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做了富有启示意义的解释。

可以肯定地说，伟大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在中原、海岱、东北、西北、东南、江汉、华南等一系列地域相连而又各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经漫长岁月中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接触、碰撞、冲突、交流、传播、融合，最终汇聚成为一体而横空出世的，诚然，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元论神话已经被本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所形成的巨大冲击波毁打破，但这个神话的生物，即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夏”所表征的“夏为中国(中原)之人”的传统观念，却依然根深蒂固，主宰着当代历史家、考古家对于夏文化的探寻和研究，以致于人们探寻夏文化的视野，始终还是局限于中原之一隅。

?夏人真的是中原土著吗?

从解释学的维度看，“夏”在上古典籍中最初只是夏王朝的专称。《尚书·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等等，均可为证。在商代，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殷人自称为“殷”、“商”、“大邑商”等等，而从不称本族为“夏”或“中国”人。

从甲骨文献中可以看到、殷人以其王畿之地“大邑商”为中心，分称四方之地曰“东土”、“南土”、“西土”和“北土”；对于周边的民族，殷人往往称之为“人方”、“鬼方”、“土方”、“先方”等等，可见传统“夷、夏”观在殷代还不见影子，把中国(中原)人称之为“夏”的说法也还没有萌生。

“夏”用以指称中原民族：始于周代而盛行于春秋时期。周人以“小邦周”而猝然夺取“大邦殷”、定鼎中原建立周朝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一方面采取“封建诸侯，屏周室”等政治，军事措施；另一方面则构建自己是夏朝后裔的谱系，宣称“我区夏”、“我有夏“，为周之代殷和周王朝正统地位的确立大造声势，“夏”用以指称中原人的称谓于是乎萌生，随着周室东迁后的王权崩坍、诸侯做大，边远地区的小国纷纷侵搅内地、问鼎中原。

于是，“尊王攘夷”、“华(夏)、夷之辨”的理论开始在中原姬姓诸国中盛行起来。周王族及其宗亲诸侯自恃拥有礼乐、教化、衣冠和祭祀文明，乃自称为“华”、为“夏”、为“诸夏”；而贬称周边地区的农业及游牧民族为形如禽兽的“蛮”、“夷”、“戎”、“狄”。如《左传·闵公元年》称：“诸夏亲暱，不可弃也.”《国语·鲁语》谓：“以服东夷，而大攘诸夏”云云。

周代中原人自称为“夏”，这个“夏”字无疑来自三代王朝之首的夏王朝或夏人，但此一“夏”字最初的本义却并非是“中国人”之意。从典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周代的“夏”宁，本义为华、华美或华彩。如《尚书·禹贡》：“羽畎夏翟”，注：“夏翟，翟，雉名，具五色中旌旄之饰。”《周礼·天官》：“秋染夏”，贾公彦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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