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考古对于回归人本设计的积极影响

一、设计为何

汉典中对于设计的解释是“按照任务的目的和要求，预先订出工作方案和计划，绘出图样”；从词源角度来说，英文“design”一词的词源可以追溯到拉丁语的“designare”，基本意思是“画上记号”。百年前德国“包豪斯”学院的成立，被视为现代设计教育体系诞生的标志，在其后的“五四运动”中，伴随着一系列新思想与新观念的浪潮，西方设计体系逐渐在中国落地生发。然而正是这种舶来的文化背景，导致设计理论在中国不断面临着本土化的转译与自我成长，这一学术专业的名称从“工艺”、“装璜”到正名为“设计”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与认知转变。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业设计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快速繁荣的时期。在这个过程里，尽管本土的设计语言与风格持续发力，但不难看出当今中国设计所趋向的设计风格与设计理念，较大程度上仍然由西方设计体系所主导和引领。诚然，中国当下不乏工艺上乘的设计产品，然而技法的成熟不等同于系统的健康，从表象上的包豪斯风格或扁平化手法，到内核里的设计逻辑与宏观布局之间，有着软件或技法所不能填补的巨大认知鸿沟。

单一名词与概念的出现或许是新颖的、“平地惊雷”的，但名词是否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事物，值得仔细斟酌。因为名词除却对新事物的命名，往往也有一部分是对于已有现象的合理反映、抽象、归纳与总结。其中能够得到广泛传播与深刻认同者，往往因其符合了那些未被整理亦或习焉不察的事物规律，“设计”一词在我国的生发与扩散亦是如此。纵观历史，“设计”本身从未与中国自身的文化背景相割裂。以“包豪斯体系”的介入概述中国设计的整体发展历程，会陷入以偏概全的尴尬之境；若将西方设计理论作为唯一的设计思想根基，亦存在着按图索骥的盲从与生怯之感。

从客观出发，如果放下对于设计理论过于刻板的总结阐释，其实设计意识与设计逻辑的运用并不依存着某一个话语体系的建构而存在，也不应只在某种语境之中才能够被分析和理解。设计作为一种创造性行为，伴随着创造物的出现就已然展开，它来自人类漫长的发展演进史，是基于各种当下实际问题的考量而自主产生的行为与结果。这样的创造活动，其讨论空间已然远远超过现有设计的论述语境。只有抛开以往固守陈规的认知，才能够回到设计本质中去，而考古学所重视的历史遗留物恰恰为我们提供了最为直观的参照对象与分析主体。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那些丰富且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进一步整理设计理论，内化设计驱动力，提升文化自信的强大源泉。

二、考古为何

中国现代考古学亦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其英文名词是“archaeology”，拉丁文词根“archae”原指“开端、来历与起源”。这个解释奠定了考古学的研究内容“是从物质材料中探索人类的来历、理解我们的社会与文化是怎么产生及发展至今的”[1]，而非很长一段时间内生硬的“证经补史、复原古代社会”[2]。早在1917年，意大利历史学家、文艺批评家、哲学家克劳奇就提出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概念，历史是一个个当下的聚合，历史遗留物也是在一代代人民的创造活动中得以产生的。

历史如果只是静静地埋葬于地下，并不为任何主体服务，那就只是一段封尘且与人类无关的记录。罗伯特·沙雷尔在其考古学著作《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中亦指出：“考古学更深层次的魅力在于它可以通过审视人类的过去，来回答有关我们自身和社会的问题。”[3]考古学所研究的具体历史遗留物，反映着当时当地的人文社会切片，考古学严谨的手段与科学方法给我们以渠道对之进行合理划归，并在不断丰满的各个切面之间寻找连结点，形成更为成熟的体系。因此考古学并不是一种只针对过去的学科，一种“死的知识”，其角色更多时候是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搭建一座桥梁，通过对历史的回溯，为当今的人类文化与思想提供更多养料、支撑与补充。

除此之外，尽管考古被具象理解为一个具体的学科，但“考古思维”确是人类思维的共性，符合人类认知事物的基本规律。人类经验来自于对外界与自身不断的认知与矫正，每一种新的知识都建立在已有认知经验基础之上。在遇到新情况时，势必在头脑中与已有经验形成联想，与过往判断进行比对等一系列思维活动。这样的思维，有助于我们观照自身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通过对不同历史背景下人类的创造性行为有所理解，“以史为鉴”亦有助于我们增进对于今时今地的在场性判断与认知，并站在新的历史时期思考行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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