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视野下的古代大理

大理，是古代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大理，以苍山洱海间绮丽的田园风光和“风花雪月”四大奇景著称，这里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生活着善良淳朴、勤劳智慧的白、彝、回、汉等多族人民，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先后被评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优秀旅游城市，一直以来以秀丽典雅的山水人文气息和淡泊闲逸的城市风格吸引着万千世人慕名前来，缱绻忘归。2004年入选十大“最佳中国魅力城市”，被称为“人类最适合居住的城市”和“一生不能不到的地方”。或许，历史所造就的城市气质，就是大理独特的魅力所在。而大理的历史故事，则深深地刻印在这里的山山水水之间，就让我们通过考古发掘这种科学的探寻历史方法，在历史长河中徜徉，仔细端详一件件出土的文物，透过那一朵朵文明的浪花，倾听和感受大理历史的足音，一步步从远古走到今天。

1940年六月一个晴朗的日子，一只挂着白帆的大木船徐徐行使在碧波荡漾的洱海上。船上的几个年轻人凭栏远眺，苍山如屏，田畴万里，好一幅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眼前的如画美景让他们心中涌出万千感慨，这片工作了一年多的土地，如此令人眷恋。一年多来，他们的足迹遍布苍山洱海，也在这片传奇的土地上有了令人欣喜的发现，他们的工作为后世留下了了解苍洱地区考古信息的珍贵资料，大理的文物工作者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考古学家吴金鼎、王介忱伉俪和曾昭燏女士。正是他们在1938年11月至1940年6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在苍洱大地间，发现遗址32处、古墓17座，勘定古迹6处，完成了云南历史上首次科学考古发掘工作，得出“苍洱地域，古代遗留甚为丰富”的结论。这次考古工作的发现成就了云南的第一部考古专著——《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这一边疆考古的重要成果为后来的大理地区考古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对研究大理古代历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依据，奠定了西南地区现代考古学的基础。

然而，1939年抗日的烽火已燃遍大江南北，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根本无法开展，连正常的学术研究工作也被紧迫的战争形势打乱。为躲避战乱，各大高校纷纷南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武汉华中大学也从武汉经桂林迁至喜洲办学长达八年之久。大理秀丽的风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民族风情深深地吸引着华中大学、昆明西南联大及全国各地的著名专家学者和教授们，如老舍、徐悲鸿、费孝通、罗常培、游国恩、李霖灿、徐嘉瑞等纷纷来大理考察、讲学、开展学术研究，成为大理历史文化研究的发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学者们有了颇为惊喜的发现，如民族史学家石钟健在喜洲、邓川等地寻访到大量含有丰富历史信息的南诏大理国至明清时期的古碑刻；著名学者李霖灿对剑川石钟山石窟的踏勘及中国营造学社建筑史学家刘敦桢等对大理古建筑和古遗址的考察等，不但记录下了大理的诸多历史遗迹，也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线索。这些早期的文物调查工作慢慢揭开南诏大理国神秘面纱的一角，一些令学者惊叹的发现，为大理这个位于西南边陲的古都吸引了更多关注的目光。

除了外地学者，我国现代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大理剑川人李家瑞先生也将目光投向云南历史文化研究。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他毅然放弃如日中天的俗曲研究，转而从事文物考古工作，成为云南考古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40年，李家瑞在回乡任教期间利用假期在滇西地区开展考古调查,撰写了《滇西白族火葬墓初探》等一些研究云南民族古迹和风俗的文章，还自费对剑川石窟拍摄照片，留下了最早关于剑川石窟的图片资料。1951年，李家瑞陪同中央民族访问团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族文物调查的著名学者宋伯胤，第一次对剑川石钟山石窟做了全面的调查和考证，出版关于剑川石窟研究的第一座里程碑式专著《剑川石窟》，将这一东方文化瑰宝带到世人眼前，引发热烈关注。也正是在宋伯胤先生和李家瑞先生的共同努力下，剑川石窟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学术价值毫无疑问地被列为1961年首批公布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1950年李家瑞被云南省文教厅任命为省文管会顾问，后任省博物馆筹备处秘书（长），具体负责云南省博物馆的筹建工作并担任副馆长，成为省博物馆的第一位研究员，带领文博界同仁筚路蓝缕、栉风沐雨地开创出新中国云南文博事业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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